珍藏与厄运：战火下的藏书楼兴衰

为妥善珍藏这一国宝，清廷先后抄录七部，并修建七座藏书楼分藏。北方四阁分别位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南方三阁则坐落于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鉴于江南人文荟萃，乾隆帝特准南方三阁对外开放，供士子阅览，使其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

然而，清末太平军起义，战乱如狂风骤雨般席卷江南繁盛之地，给这些承载着文化记忆的藏书楼带来了灭顶之灾。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先后在战火中毁于一旦，阁内藏书也付之一炬。咸丰十年（1860），杭州城亦未能幸免，文澜阁内的《四库全书》在兵祸中散佚于民间，珍贵的文化瑰宝面临着失传的危机。

丁氏兄弟：文化抢救的先锋

就在这危急时刻，藏书楼八千卷楼的主人、杭城富商丁丙的家人的一次偶然发现，成为了拯救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转折点。他们在市集购物归来，撕开包装纸时，竟发现是盖有乾隆御印及“钦定四库全书”字样的残页。这一惊人的发现，让丁丙、丁午、丁申三兄弟心急如焚，他们当即立下誓言：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批散佚的国之瑰宝。

此后，丁氏兄弟三人殚精竭虑，四处奔走搜寻残页。他们将所得之书先暂存于西溪佛寺，后又辗转运至上海保管，最终悉数运回杭州，藏于孔庙尊经阁。历经十余年的艰辛寻访，他们仅抢救回8689册，仅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4。但丁氏兄弟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转而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抢救行动。

1881年9月，文澜阁重修后，丁丙主持补抄工作。他不辞辛劳，向宁波范氏天一阁、杭州汪氏振绮堂等浙江省内数十家藏书楼借得底本进行补抄。不仅如此，他还亲率十余人抄书团队远赴长沙卧雪庐、宣城瞿硎石室、广州孔氏二十三万卷堂等藏书机构借阅底本进行抄录。至光绪十四年（1888），他们完成抄录典籍3396种、34769册，仅剩1000多册因底本缺失未能补全。丁丙后来在《八千卷楼自记》中深情告诫后辈：“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

三次补抄：几代学人的心血结晶

宣统三年（1911），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新建成的浙江省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主持补抄工作，历时8年。此后，张宗祥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他又发起筹款抄补阁书，直至1926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全部补齐。张宗祥感慨作诗：“一卷补遗书目在，几回展阅几魂销。”三次补抄，跨越40余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称得上是集结浙江几代学人心力的“百衲本”。

从数量上看，补抄后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共有36917册，比原本多出近千册；从内容上看，因补抄源于当时全国藏书的精华，部分甚至优于原本，不仅弥补了原书中漏抄部分，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被清廷篡改的文字。因此，补抄本实际上比“原版”更为完整，具有更高的版本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成为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

抗战西迁：文化长征的壮丽史诗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珍贵价值，也引来了侵略者的觊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进攻江浙前，日军特地建立了“中支（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派出9名“文化人”，妄图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带回日本，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7年8月4日，在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的组织下，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长征”拉开了帷幕。文澜阁《四库全书》140箱阁书和88箱善本书，由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启程，溯流西上。西迁途中，敌机轰炸不断，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半年时间内，从富阳到建德，再到龙泉，迁转三处。一同西迁的还有浙江大学，随着战事吃紧，1938年初，校长竺可桢电告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强调“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建议运往内地。教育部采纳建议，派遣浙大教授李絜为代表，协助浙江图书馆将典籍转运贵阳。

到贵阳后，沿途落水打湿的11箱3000余册、15万页书，又经工作人员每册每页细心揭开，一页一页翻开晾晒，历时几个月才完成晒书工作。所幸，最终湿水书籍基本恢复原貌。从1938年4月至1944年12月，文澜阁《四库全书》于贵阳地母洞秘藏6年，1946年终于完璧归杭。在半个中国苦旅9年，未曾散失一本，这背后是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是中华文化坚韧不拔精神的生动体现。

1949年，36917册文澜阁《四库全书》移交新浙江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继续在新的时代里闪耀着璀璨的光芒，见证着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