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被纳入中华传统节令序列的时间却相对较晚。据现存史料推断，唐朝之前并无中秋节这一节日。秦汉时期的史料中鲜有提及，即便是南朝梁代宗懔所撰的《荆楚岁时记》等专门记载节令的著作中，也未见中秋节的踪迹。唐高祖武德年间，朝廷编纂的大型综合类书《艺文类聚》之《时令部》收录了众多节日，却唯独不见中秋节的记载。

中秋节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千秋节的转化、古人玩月的传统、道教长生信仰以及域外习俗的传入等。月亮每月皆圆，为何偏偏选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便是庆祝唐玄宗李隆基生日的千秋节。

开元时期，千秋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便是君臣互赠金镜，即千秋镜。这些镜子多为月轮之形，称为月宫镜，上面刻有月宫、桂树、嫦娥、月兔等月亮元素。千秋节虽然后来停废，但铸镜之风却盛行一时，引导人们将注意力从千秋镜转向天上的明月，进而在八月初五前后仰望夜空中的一轮明月。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便有赏月、玩月的传统。早在中秋节出现之前，赏月、玩月就已成为文人诗词歌赋创作的重要主题。从《诗经·陈风·月出》到汉魏的《古诗十九首》，再到唐代的李白诗作，无不体现了文人对明月的喜爱与赞美。

唐代之前，文人赏月并不局限于某一月，而是每月十五都有人举头望明月。然而，唐代之后，文人玩月逐渐固定在中秋即八月，尤其是八月十五夜。这一变化既与千秋节的影响有关，也与唐人心中八月十五夜月的特殊形态有关。在唐人看来，一年之中月最圆时，莫过于八月十五夜。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福建士子陈可封在长安游学期间，与友人邵楚苌、林藴、陈诩于八月十五夜一同玩月赋诗，以为乐事。陈可封认为，玩月讲究时令节气，只有秋季是最佳玩月时间，而“八月十五夕”最适合玩月。这一观点在中晚唐时期几乎成为所有士人的共识，八月十五玩月也成为中晚唐文人诗篇中的重要主题。

仰望圆月，寄托了人们对团圆的渴望。和文人在地面举头望月不同，唐玄宗曾亲自上九天揽月，飞赴月宫一游。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载，开元六年，玄宗与申天师、道士鸿都客三人八月十五一起赏月，后作法“三人同在云上游月中”，到达月宫广寒宫殿前，并根据记忆编成霓裳羽衣舞曲。

这一传说不仅体现了人们对明月的向往，也与道教的长生乃至飞升观念密切相关。在道教的信仰体系中，月宫是仙界的象征，嫦娥、玉兔、蟾蜍等形象都与长生不老有关。历代帝王几乎都有飞升成仙的愿望，而李唐皇室更是将道教地位提高到几乎无以复加的高度。

开元天宝盛世时期，大唐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人们自然想要在这盛世中长寿长生、长享太平安乐。李唐皇室等上层政治集团对求道长生的不懈追求，引领了民间对道教信仰中万年长生之地的月亮的进一步浮想联翩。

而从八月五日玩月到八月十五望月的转化，则与安史之乱后社会心理对团圆因素的强烈需求有关。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大唐和百姓一起从歌舞升平断崖式下跌为颠沛流离。而十五夜月圆满无缺，人们抬头仰望一轮圆月，自然会生发出对阖家团圆的无限祈求。在这种期盼团圆感情的加持下，人们开始赋予八月十五的流辉满月以别样的情思。白居易、徐凝等人的诗作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团圆成为人们八月十五望月的崭新主题的同时，来自朝鲜半岛和西域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地加入中秋节的形成进程中。据唐初修撰的《北史》《隋书》和五代修撰的《旧唐书》等新罗史料记载，新罗非常重视八月十五日，君臣共同欢宴过节、举行射箭等活动。

据日本僧人圆仁所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新罗之所以异常重视八月十五，是因为当年新罗与渤海国大战并取得胜利，遂将此日定为节日并永代相续不息。此外，西域龟兹国在八月十五日也有“行像”及“透索”为戏的习俗。这些来自东方朝鲜半岛和西域的传统无疑也对中秋节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秋节在宋朝最终形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南宋吴自牧《梦粱录》都详细记载了当时东京开封和临安的中秋节盛况。虽然中秋节在唐朝并未正式成形，但诸如八月十五赏月等中秋节内核元素已经在唐朝基本具备。长安一片月成为当时帝都文人和后世骚客绵延千年的文化乡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化的心理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