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新加坡书学研究会成立，陈景昭致辞

沪上结缘：艺术启蒙与忘年之交

陈景昭190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陈兆五是岭东金石书画名家。自幼受家庭熏陶，他随父研习书法篆刻。上世纪30年代初，陈景昭负笈上海暨南大学，师从谢公展、黄宾虹、叶恭绰等名家，从暨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投身教育，还开设了正信会计师事务所。

求学上海期间，陈景昭加入校内中国画研究会，得以亲炙黄宾虹的教诲。此时黄宾虹画学思想已趋成熟，强调“内美”与“笔墨精神”，主张从金石、书法中求画法。这些理念对青年陈景昭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不仅系统学习了绘画技法，更接受了黄宾虹“师古人、师造化、师心源”的艺术观。这段早期师生关系，为二人日后长达数十年的情谊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景昭对黄宾虹的敬仰，体现在“百虹楼”斋号的由来上。自青年时期起，他便有意搜求黄宾虹作品，历经数十载不辍，所积之作逾百幅，遂以“百虹”为楼名，既是对恩师的礼赞，亦寓含“师恩如虹、艺脉长存”之意。在战乱频仍的时代，陈景昭有意识、成体系地收藏尊师作品，展现出深厚的艺术鉴赏力与坚定的文化信念，这是对黄宾虹艺术价值和将来在中国画史地位的超前认定。

书信传情：跨越山海的知己交流

黄宾虹与陈景昭之间一直保持着频繁通信，信札内容丰富多样，既有画理画法的探讨，如论笔墨、谈构图、评古今；也有日常生活的关怀，如问候安康、嘱托事务、分享近况。信中屡见黄宾虹赠画之录，皆在言谈之间自然提及，是二人亲密关系的生动见证。这些通信远远超越了寻常师生间的礼节性交流，呈现出一种近乎知己的平等氛围。

黄宾虹晚年目疾加剧，仍坚持作画、写信，陈景昭则始终以谦恭而热切的态度回应。在那个交通不便、资讯不畅的年代，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信札，成为维系二人精神联系的纽带。1953年春，年届九旬的黄宾虹撰成《画学篇》这一重要文献，将最初定稿手稿“未是草”本交予香港门人刘作筹印制。刘作筹据此制成油印本，印数极少，仅诸乐三与陈景昭两家有藏。陈景昭获此珍本后，立即将全文刊于《南洋商报》，以飨南洋艺坛同好。这一举动意义深远，推动了黄宾虹艺术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陈景昭也成为黄宾虹艺术思想“下南洋”的重要推手。此后，黄宾虹据此油印本审订内容，修订后改以铅印本再次行世。

1953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刊载《画学篇》

南洋传艺：坚守中华文化的精神践行

1949年，陈景昭受聘赴新加坡主持端蒙中学，此后二十余年间，虽远离中国本土，却始终以黄宾虹的艺术精神为指引，在南洋播撒传扬中华文化。他担任中华书画研究会义务导师，参与各类美术活动，担任多项书画比赛评审，积极推动书法教育。陈景昭在南洋的实践，本质上是对黄宾虹“艺术救国”“美育新民”理念的延续。黄宾虹一生强调艺术的文化承载功能，认为中国画的精神价值在于“保存国粹、发扬民学”。陈景昭身处多元文化交融的南洋，面对华族文化传承的挑战，正是以黄宾虹的教诲为精神资源，在异域坚守着中华文化。

陈景昭撰《黄宾虹先生传略》

1955年，陈景昭联合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以毕生所藏，与南洋同好共同筹办了“黄宾虹先生遗作展览会”。他不仅为展览亲撰《黄宾虹先生传略》，还将个人珍藏的黄宾虹作品展出。展览规模与学术价值在当时备受瞩目，被视为黄宾虹身后最具分量的纪念展。其中作品还被艺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收录于《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广为流传，将黄宾虹艺术推广到世界艺术之林。

综观陈景昭与黄宾虹的“师友之间”，既有弟子对恩师的终生敬仰与追随，亦有两代艺术家在精神层面的对话与印证。陈景昭以“百虹楼”堪称黄宾虹艺术最忠实的守护者与最得力的传播者，而黄宾虹对这位远在南洋的弟子，始终以诚挚之心相待，充满长者对后学的期许与厚爱。真正的艺术传承，不仅在于技法的授受，更在于精神的感召与人格的相互映照。这段跨越山海、绵延数十年的师友情缘，成为近代美术史上值得珍视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