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这件三彩瑰宝出土于洛阳市南郊唐墓，1990年正式入驻河南博物院，其历史可追溯至盛唐。骆驼与牵驼俑皆为白胎，经模制成型，再施以绿、白、褐等色彩釉。骆驼俑高84厘米、长66厘米，体态丰腴，四肢强健，虽身无重负，却昂首甩尾、张口嘶鸣，造型栩栩如生。牵驼俑高62厘米，深目高鼻、胡髭满面，神情张扬自信。

他身着翻领右衽袍，腰系行囊，下穿小口窄裤，脚蹬尖靴，双臂曲于胸前，似正紧握缰绳牵驼前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位牵驼俑虽有着胡人模样，却头戴幞头，这是典型的汉人装扮，充分表明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的胡商对中原文化习俗的高度认同与接纳。

此三彩骆驼及牵驼俑釉色绚丽夺目，动态感十足，写实性极强，堪称唐三彩中的佼佼者。唐三彩作为中唐时期盛行的铅釉陶器，因器物表面有黄、绿、白或黄、绿、蓝等明亮色彩釉而得名。工匠制作时，以白色黏土为胎，用含铁、铜、铅、锰等元素的矿物作釉的着色剂，加入铅渣或铅灰作为助熔剂，在80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这件静态俑像凝固了千年前胡人控驼的精彩瞬间，它不仅是盛唐气象的艺术写照，更是中古时期欧亚大陆文明交融的立体见证。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从中国通往中亚，进而抵达地中海沿岸的通道，大量中国丝绸由此西传。隋唐盛世，各国商旅往来频繁，丝路的贸易繁荣与文化交流达到鼎盛。

然而，这条漫长的通道自然环境恶劣，荒漠戈壁、风暴沙尘、烈日干旱，让徒步穿行的旅人望而却步，更不用说满载货物长途跋涉。古人在长期驯养动物的实践中发现，骆驼耐干旱饥渴，善于远途负重、穿越沙漠，成为丝路商旅的首选畜力。

两汉时期，骆驼主要通过朝贡进入中原，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和饲养。隋唐时期，骆驼在中原地区成为常见的驮载运输工具。三彩骆驼俑多为典型的双峰驼，体形高大健硕，更适合载重，且极耐寒耐旱。除官方养殖外，唐代“私牧”骆驼数量也相当可观，这反映出当时骆驼饲养、驯养技术的成熟以及社会对骆驼的巨大需求。

隋唐时代，骆驼逐渐走出丝路商队，常与牵驼人一同加入由马、牵马人、仪卫构成的马驼仪仗队。在北朝和隋唐的壁画、墓葬中，大量骆驼形象和俑类得以呈现，与之相伴的骑驼俑和牵驼俑大多具有典型胡人外貌。如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的朱绘陶双峰骆驼，峰间设鞍，上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袋前后分置扁壶等器物；洛阳博物馆藏唐代绿釉载丝骆驼，骆驼峰间满驮丝束，生动展现了隋唐时期东西方贸易的繁荣景象。

胡人与“骆驼载货”的组合并非偶然，常以胡人牵引或胡人骑乘等形式出现。唐代诗人杜甫曾写下“胡儿制骆驼”的诗句，这一组合清晰地表明了骆驼的来源及其使用者的身份——来自西域、中亚的商人和旅者。

隋唐时期，中外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寓居于长安、洛阳两京的胡人达数十万之众。他们居住在各个里坊，不仅在中原定居，甚至有人供职于朝廷。自公元6世纪起，洛阳城市繁荣，成为外邦商旅来华的主要目的地。隋朝时，政府在洛阳定鼎门外设置四方馆，接待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唐代延续隋制，将四方馆安排在皇城之外，成为专门处理涉外公务的外事部门。

在唐代寓居两京的胡人中，最著名的是“昭武九姓”。这是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对粟特人的总称，《新唐书》记载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唐代统称“九姓胡”或“胡”。粟特人原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地区，是闻名世界的商业民族，活跃于丝绸之路。

根据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墓志，唐代定居洛阳的安度、安师、安神、安怀、安菩、康元敬等人，均来自昭武九姓。此外，东都洛阳还生活着来自中亚、西亚诸国的胡人，如唐景云元年卒于洛阳的阿罗憾父子是波斯国酋长。洛阳还出土有唐代景教经幢、景教墓等，这些都是当时生活在洛阳的波斯人信奉景教的遗迹。

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胡商建立的商业网络从撒马尔罕延伸至长安、洛阳，形成了“兴生胡”这一特殊群体，也被称为“兴胡”。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有别于西域诸政权的“朝贡”，主要从西方带来珠宝等珍异，从中原运走丝绸等货品。这些商品往往轻便、昂贵，民间色彩浓厚。唐代张籍的《凉州词》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一句，生动描绘了丝路旅人的前赴后继和兴胡之旅的苍茫寂寥。

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以转运贸易为特征的往来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涓涓细流汇聚成文化洪流，激发和启迪世界古文明走向开放包容。在两京地区的出土文物中，胡人和骆驼俑屡见不鲜，成为丝路交通中除丝绸、茶叶、瓷器外最常见的形象与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

这件三彩骆驼及牵驼俑承载着大唐的文明记忆，它以千年静默之姿，向世人昭示着文明的真谛：正如三彩釉色在窑火中熔融后淬炼出文明瑰宝，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通过交流互鉴不断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谱写出人类文明新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