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尊以体量宏大、造型奇诡著称的青铜重器，自出土以来便被视作古蜀文明与中原青铜文化交融的标志性物证。此次研究团队通过细致的病害观察，首先发现了关键疑点：在完全相同的三星堆埋藏环境中，人像部分整体锈蚀严重，手部已完全矿化、无铜质基体，呈现层状剥离状态；而尊体虽口沿严重变形且局部残缺，锈蚀程度却显著轻于人像，二者的锈蚀产物类型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现象无法用单一器物的自然老化规律解释，指向二者的金属成分存在本质区别。

为验证这一猜想，研究团队引入金相检测、扫描电镜能谱分析、铅同位素溯源等多维度科学检测手段，完成了全器物的系统分析。结果显示，人像与尊体的铜、锡含量数值相近，但尊体的铅含量普遍低于人像；进一步的铅同位素检测发现，人像不同部位、尊体不同部位的矿料来源均不重合，证明整件器物的金属原料来自多个不同矿区。

结合铸造工艺复原，研究团队还原了古工匠的制作逻辑：人像采用分段铸造工艺，腰部与底座分别浇铸后再拼接，底座使用接近纯铜的材质以提升承重强度，人像主体与尊体则选用含锡量更高、流动性更好的青铜合金，保障复杂造型的成型精度。

更关键的证据来自尊体的结构细节：现存尊体被人为截去了约三分之一的圈足。研究专家指出，若古工匠最初便设计将尊与跪坐人像连为一体，完全可以直接铸出适配尺寸的完整器型，无需额外增加截切圈足这一高难度工序，且现存拼接处的尺寸匹配痕迹，也证明二者原本是独立的器物，并非同一设计方案下的共生体。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全新研究成果，既展现了古蜀文明独树一帜的青铜工艺创造力，也清晰印证了中原青铜礼制文化向西南地区的传播脉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又一份鲜活的实物证据，让三千多年前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图景变得更加具体可感。